他放弃价值千万美元的股票回大陆建厂,台积电警告“去大陆一分钱都别想拿”,但他只说了两个字,随后发生的事让整个硅谷震惊
「张总,台积电的律师函到了。」
秘书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放在办公桌上,张汝京看都没看一眼。
那是2000年3月的一个下午,台北世大半导体总经理办公室,窗外是繁华的科技园区,办公桌上摆着刚刚签完的收购协议。
台积电用50亿美元收购了世大半导体,这本该是皆大欢喜的事。
但张汝京心里清楚,这场收购从一开始就不对劲。
三天前,他被一位业界大佬叫去密谈了四个小时。那个人给了他两个选择:要么离开芯片行业,要么同意出售股份,拿一笔钱安安稳稳退休。
而就在那四个小时里,台积电和世大的大股东已经瞒着他,把交易谈妥了。
52岁的张汝京,一夜之间失去了公司控制权。
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」
当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亲自来谈合并事宜时,张汝京开口说了。
「第三座晶圆厂,能不能建到大陆去?」
会议室里突然安静下来。
张忠谋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部下,沉默了几秒钟,没有说话。
那个沉默,就是答案。
一个月后,张汝京提交了辞呈。
台积电高层的态度很明确:「如果你要去大陆,在台积电的股票一分都不能拿。」
那些股票价值数千万美元,足够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
张汝京看着窗外,想起了14年前父亲打来的那个电话。
「好。」
他只说了这一个字,转身离开了台积电大楼。
两个月后,2000年6月,上海。
张汝京站在浦东张江的一片农田边,烈日当空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味道。
身后跟着300多位从台湾来的工程师,还有100多位从美国、日本、欧洲归来的华人技术专家。
「各位。」张汝京转过身,看着这些跟随他的人,「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世界级的芯片工厂,时间只有13个月。」
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
正常建一座8英寸晶圆厂,至少需要两年。
「我知道这很疯狂。」张汝京笑了笑,眼中闪着光,「但如果我们不疯狂一次,大陆的芯片产业可能要再等三十年。」
没有人知道,这个决定将改变中国芯片产业的命运。
也没有人能预料到,九年后,他会被迫含泪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。
但更没有人想到,被赶出中芯国际的他,手里还藏着两张牌。
这两张牌,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,一次次击中中国芯片产业最致命的软肋。
01 父亲的遗愿
故事要从更早说起。
1986年,美国德州仪器日本工厂。
38岁的张汝京正在调试一台价值百万美元的光刻机,电话铃声突然响起。
「儿子,你什么时候能回祖国大陆建一座工厂?」
父亲张锡纶的声音很平静,但张汝京听出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。
这位在重庆兵工厂为抗战铸造了全国60%枪炮的冶金专家,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流露感情的人。在台湾高雄眷村的那些年,他从未在儿子面前提起过大陆。
但此刻,这个问题像一记重锤,敲在张汝京心上。
「爸,我会的。」
他听见自己这样回答。
挂断电话后,张汝京站在工厂的落地窗前,看着窗外日本的夜景,思绪却飘回了遥远的童年。
1948年,他不到一岁,被父母抱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。
在高雄眷村长大的日子里,母亲刘佩金总是给他们讲《史记》里的故事,讲那些忠臣良将的故事。父亲则带着从大陆来的近200个冶炼学徒继续办厂,这些父母留在大陆的年轻人,后来娶了台湾姑娘,父亲永远是他们的主婚人。
「你生下来就是中国人。」母亲说这句话时,眼中总有泪光。
但真正让张汝京下定决心回大陆的,还有另一个契机。
1989年,张汝京在德州仪器负责组建台湾工厂时,曾经向公司申请:能不能从大陆招募几百名工程师?
「这些人将来回到大陆,就会成为芯片产业的种子。」他在申请报告里这样写。
但申请被台湾当局否决了。
理由很简单:「戒急用忍」政策,不允许高科技人才流向大陆。
那一刻,张汝京意识到,如果想为大陆半导体产业做点什么,就必须亲自回去。
1997年,他从德州仪器提前退休,创办了世大半导体。
短短三年,世大就成为台湾第三大晶圆代工厂,紧追台积电和联电。
但他心里清楚,世大只是一个跳板。
「张总,有个好消息。」副总裁在董事会上兴奋地说,「台积电有意收购我们,出价很高。」
「收购之后,第三座工厂能建到大陆去吗?」张汝京问了这么一句。
会议室里的人面面相觑。
当时是1999年,台湾当局的「戒急用忍」政策还没放松,半导体企业到大陆投资几乎不可能获批。
「这个...恐怕比较困难。」
「那就继续谈,但要把这个条件写进去。」张汝京坚持道。
结果可想而知。
台积电收购了世大,但大陆建厂的承诺最终落空。
2000年初,张汝京正式从世大辞职。
他放弃了数千万美元的台积电股票,只带走了一个名单——300多位愿意跟随他去大陆的台湾工程师的名字。
「张博士,您真的决定了?」一位老部下问,「去大陆创业,风险太大了,而且台湾这边可能会...」
「我知道。」张汝京打断了他,「但我父亲问过我一个问题,我必须用行动去回答。」
那个问题是:你什么时候回祖国大陆建厂?
现在,他要用一生去回答这个问题。
02 13个月的奇迹
2000年8月24日,上海张江,气温超过35度。
张汝京站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土地上,和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江上舟一起,为中芯国际奠基。
「江主任,我需要您的支持。」张汝京说,「大陆的芯片产业落后太多了,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追赶。」
江上舟看着这个刚从台湾来的工程师,心情复杂。
他太清楚大陆芯片产业有多落后了。
1990年代,国家先后启动了908工程和909工程,投入近百亿元,想要建立自主的芯片生产线。
结果呢?
908工程建成时,采用的还是0.9微米工艺,而国际上已经进入0.35微米时代,投产即落后。
909工程稍好一些,采用8英寸0.35微米工艺,但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,合作方NEC退出,项目陷入困境,当年亏损十几亿。
更要命的是,西方国家签署的《瓦森纳协定》,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,先进设备和技术至少落后两代才能出口,实际往往落后三代以上。
「张博士,您有多大把握?」江上舟问。
「江主任,我在德州仪器建了二十年厂,全球建了十几座。」张汝京认真地说,「给我13个月,我保证第一片芯片下线。」
13个月!
这是一个疯狂的承诺。
但张汝京有自己的打法。
首先是融资。
他在开曼群岛注册了「中芯国际」,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募集资金,规避政策限制。
首批投资人里,有美国的高盛、华登国际,有台湾的汉鼎亚太,有新加坡的祥峰投资,也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上海实业、北大青鸟。
第一轮融资就拿到了14亿美元,而且股权极度分散,最大股东上海实业也只占12%,张汝京自己和团队的持股不足4%。
「为什么要这么分散?」有投资人不解。
「因为我们需要国际化的身份,才能拿到设备出口许可。」张汝京解释道。
果然,正是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,让中芯国际避开了《瓦森纳协定》的限制。
但最大的难题还是设备。
那些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光刻机、刻蚀机、离子注入机,美国、日本、荷兰的供应商都不愿意卖给中国。
张汝京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。
作为虔诚的基督徒,他找到了美国五大教会组织为自己背书,向美国政府担保:中芯国际生产的芯片只用于商业用途,绝不用于军事。
「上帝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」张汝京在听证会上这样说。
就是这份宗教信誉,为中芯国际拿到了关键的设备出口许可。
但新设备太贵,交货期又长,怎么办?
张汝京发现,2000年前后正值互联网泡沫破裂,全球芯片行业陷入低谷,大量二手设备被低价抛售。
他立即组织团队,在全球范围内扫货,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,买下了三条8英寸产线所需的设备。
「这些设备虽然是二手的,但经过翻新和升级,性能完全可以满足0.25微米、0.18微米工艺的生产要求。」张汝京对团队说,「等行业复苏,我们就已经有产能了。」
设备到位,人才到位,资金到位。
接下来就是疯狂的建厂速度。
2000年9月,打桩开工。
2000年12月,厂房封顶。
2001年3月,设备进场安装。
2001年9月,第一片8英寸晶圆下线!
从打桩到出片,正好13个月!
那天晚上,所有员工都激动得哭了。
张汝京站在洁净室外,看着里面忙碌的工程师们,看着那一片片晶莹剔透的硅片,眼眶湿润了。
这是大陆历史上第一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芯片。
但他知道,这只是开始。
03 建厂狂魔的速度
2001年到2004年,是中芯国际狂飙突进的三年。
张汝京把在德州仪器二十年练就的「建厂神功」发挥到了极致。
2001年,上海第一座8英寸厂投产。
2002年,上海第二座、第三座8英寸厂相继建成。
2003年,北京12英寸厂开工建设,同时低价收购摩托罗拉天津的8英寸厂。
到2004年,中芯国际已经拥有4座8英寸厂和1座12英寸厂,建厂速度史无前例。
「张博士简直是建厂狂魔!」业内人士惊叹道。
但只有张汝京的团队知道,这背后是怎样的辛苦。
「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没有周末。」一位早期员工回忆,「张博士每天早上七点到厂,晚上十一点才走,有时候凌晨两三点还在工厂解决技术问题。」
「他已经五十多岁了,但精力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旺盛。」
更让员工感动的是,张汝京对他们的关心。
他在浦东建起了中芯花园,作为员工宿舍,让那些从海外归来的工程师有个家。
他创办了中芯国际学校,解决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。
「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能安心扎根,把大陆当成自己的家。」张汝京在员工大会上说,「因为你们不只是在为一家公司工作,而是在为中国的芯片产业打基础。」
这种使命感,感染了所有人。
那个时代的中芯国际,有一种特殊的氛围——理想主义的氛围。
「那是一个追求理想的时代,理想可以驱动人心。」张汝京后来回忆说。
他和每个核心员工都谈过,「这些人有各式各样的理想,有的人追求成就感,有的人出于爱国心,还有人说,如果这一次做成功,我将来一生都不会遗憾。」
2003年,中芯国际营收3.65亿美元,同比增长6.3倍,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晶圆制造公司。
2004年3月,中芯国际在香港和纽约两地同时上市。
2004年第三季度,中芯国际产值超越新加坡特许半导体,成为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!
从一片荒地到全球第三,只用了四年时间。
行业内震惊了,「张汝京一个人,把大陆芯片快进了30年!」
但就在所有人以为中芯国际会继续高歌猛进时,一张来自大洋彼岸的起诉书,打破了这一切。
2003年8月,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上市的前夕,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,指控中芯国际侵犯专利权、窃取商业秘密,索赔10亿美元。
10亿美元!
而当年中芯国际全年营收还不到6亿美元。
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狙击战。
时机选在上市前夕,目的就是要阻止中芯国际的融资计划,切断它的资金来源。
台积电的理由是:中芯国际从台积电挖来的工程师,涉嫌泄露商业机密和专利技术。
「这是污蔑!」张汝京在内部会议上愤怒地说,「我们的工艺是自己开发的,怎么可能窃取他们的技术?」
但官司一旦打起来,无论输赢,对中芯国际都是巨大的伤害。
为了不影响上市,张汝京不得不耐心地与台积电周旋。
经过一年多的谈判,2005年1月,双方达成庭外和解。
中芯国际同意赔偿台积电1.75亿美元,分六年付清。
作为交换,台积电不再追究0.15微米以上技术的侵权,但明确警告:0.13微米以下的先进技术,不得继续侵权。
更致命的是,和解协议要求中芯国际设立一个第三方托管账户,把所有新开发的技术都存进去,供台积电随时查验。
「这等于把我们的底牌全部亮给对手看。」中芯国际的CTO看完协议后,脸色铁青,「以后我们每一步技术突破,都要先让台积电过目,这怎么搞研发?」
张汝京沉默了很久,最终签下了协议。
「没办法,为了公司能活下去,这个代价必须付。」他对高管们说,「但我们的研发不能停,台积电想用官司拖垮我们,我们就用速度甩开他们!」
04 第二次狙击,更加凶狠
2006年,中芯国际的销售收入达到11.7亿美元,产值超越新加坡特许半导体,晋升为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。
同年,中芯国际成功引进IBM的45纳米先进工艺技术,开始向最顶尖水平冲刺。
张汝京在内部会议上说:「我们和台积电的技术差距,只有一代了。」
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,2006年8月,台积电的第二份起诉书来了。
这一次,他们指控中芯国际违反了2005年的和解协议,在0.13微米工艺上继续使用台积电的技术。
「每当我们突破难关或进入发展关口,台积电都会给我们来这么一下!」张汝京在天津的新闻发布会上,罕见地表达了愤怒,「这次他们是骚扰!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,证明台积电属于骚扰性质!」
中芯国际随即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不正当竞争、商业诋毁。
这一招很巧妙。
因为北京的诉讼审理时间早于美国诉讼,前一场官司会暴露台积电掌握的证据,让中芯国际可以更充分地准备后面的美国官司。
但这一次,台积电来势汹汹,显然是要置中芯国际于死地。
2007年,全球金融危机爆发。
2008年,中芯国际因为巨额赔偿和诉讼费用,现金流开始紧张。
就在这时,国际私募基金嗅到了机会。
黑石等五家私募基金找上门来,愿意以优厚的价格全盘收购中芯国际。
摩根大通也提出以每股4.8美元收购51%以上股权。
「张博士,如果接受收购,我们可以立即获得大量现金,不仅能赔偿台积电,还能继续扩张。」财务总监劝说道。
「不卖。」张汝京的态度很坚决。
「可是现在公司资金困难...」
「中芯国际是为中国芯片产业建的,不是为了卖给外资的。」张汝京打断了他,「如果卖给外资,那我们这些年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?」
最终,张汝京只接受了国企大唐电信的入股。
但由于国企审批流程复杂,等资金到位时,中芯国际的股价已经从1.4美元跌到了0.36美元,16.6%的股份只换得了1.76亿美元,远不足以解决资金困境。
2009年11月3日,美国加州法院的最终判决下来了。
中芯国际败诉。
赔偿台积电2亿美元现金,外加中芯国际10%的股份。
更致命的是,台积电提出了一个条件:张汝京必须辞职,离开中芯国际。
那天下午,张汝京接到判决通知后,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,看着窗外的张江园区,看着那些他亲手建起的厂房,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九年。
从一片荒地到全球第三,从0.25微米工艺突破到45纳米,从300多人的团队发展到上万名员工。
这一切,都要画上句号了。
三天后,2009年11月10日,中芯国际发布两份公告。
第一份:与台积电达成和解,支付2亿美元现金和10%股份。
第二份:张汝京因「个人原因」辞去执行董事、总裁、CEO等一切职务。
那天晚上,张汝京回到家,坐在书房里,一个人坐了很久。
妻子端来一杯热茶,轻轻放在他面前,什么也没说。
「我不后悔。」张汝京突然开口,声音有些沙哑,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妻子握住他的手,「你是为了更大的事。」
张汝京点点头,拿起桌上的笔记本,翻到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那一页。
那上面,列着中国芯片产业链的所有环节,以及每个环节的短板。
他用红笔在「300mm大硅片」那一栏画了一个圈,然后又在「CIDM模式」那里画了另一个圈。
接下来的战场,已经在他心中铺开...
05 第二战场:硅片突围
2009年11月,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时,签署了一份竞业禁止协议:三年内不得从事芯片制造相关工作。
三年,对于一个61岁的人来说,是很长的时间。
但张汝京没有闲着。
他立即创办了映瑞光电,进入LED产业,短短三年投资了四家LED企业,投资金额超过35亿元。
外界都在猜测:这位「芯片教父」是不是真的转行了?
只有他自己知道,这三年他在等待,在准备,在为下一场战役积蓄力量。
LED和芯片制造有很多相通的地方,都需要洁净室,都需要精密设备,都需要材料科学的积累。
更重要的是,这三年给了他时间,去深入研究中国芯片产业链的下一个致命短板。
那就是——硅片。
如果说芯片制造是产业链的心脏,那么硅片就是血液。
没有高质量的大硅片,再先进的制造工艺也无法施展。
2014年,三年竞业禁止期一到,66岁的张汝京立即出手了。
这一次,他的目标是300mm(12英寸)大硅片——中国芯片产业最大的材料短板。
2014年6月,上海临港重装备区,张汝京创办了新昇半导体,总投资68亿元。
「张博士,您这次要挑战的可是比芯片制造更难的领域啊。」上海硅产业集团的负责人说,「300mm大硅片的技术门槛极高,全球只有五家公司能量产,而且他们垄断了90%以上的市场。」
「越难越要做。」张汝京笑了笑,「中芯国际解决了制造的问题,但如果上游材料还要完全依赖进口,这条产业链就永远不安全。」
他说得没错。
在2014年,中国大陆300mm大硅片的产能几乎为零,全部依赖进口。
日本信越、SUMCO,德国Siltronic,韩国SK Siltron,中国台湾环球晶圆,这五家国际巨头控制了全球市场,想涨价就涨价,想断供就断供。
更要命的是,300mm大硅片的技术难度极高。
从单晶硅棒的生长开始,温度控制要精确到0.1度,拉晶速度要控制到毫米级,任何微小的偏差都会导致晶体缺陷。
切割、研磨、抛光、清洗,每一道工序都有上百个控制参数,硅片的平整度要达到纳米级,表面杂质含量要小于百亿分之一。
纯度要达到11个9(99.999999999%),这是什么概念?相当于在一吨硅材料中,杂质不能超过0.01克。
国内不是没有企业尝试过,但都在技术瓶颈前止步。
「我们要做的,不是简单的模仿,而是要建立完整的技术体系。」张汝京在新昇半导体的第一次全员大会上说,「从设备选型、工艺开发、质量控制到人才培养,每一步都要自己摸索。」
他又开始了熟悉的操作:组建团队、联系设备、筹集资金。
这一次,他的人脉优势再次发挥作用。
虽然先进设备供应商对中国有技术封锁,但张汝京凭借几十年的行业声誉和个人关系,一家家去谈,一台台去买。
「有些设备供应商一开始不愿意卖给我们,我就一次次飞过去,和他们高层见面,用诚意打动他们。」张汝京后来回忆,「我告诉他们,中国发展大硅片产业是必然的,与其将来和一个不熟悉的企业合作,不如现在和我们建立长期关系。」
2015年,新昇半导体一期厂房开工。
2016年,第一根300mm单晶硅棒下线!
当那根直径300mm、长度超过2米、重达200多公斤的硅棒从炉中取出时,整个车间沸腾了。
这是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根真正意义上的大硅片单晶硅棒!
张汝京站在洁净室外,透过玻璃窗看着那根银灰色的硅棒,眼眶湿润了。
但他知道,从硅棒到成品硅片,还有更艰难的路要走。
接下来的一年,是最难熬的日子。
切割、研磨、抛光、清洗,每一道工序都遇到了无数问题。
最初几个月,良品率只有30%,根本无法商业化。
有的硅片切割后翘曲严重,有的抛光后表面有划痕,有的清洗后残留颗粒...
「不要急,我们在中芯国际也是这样一步步摸索过来的。」张汝京每天都泡在工厂里,和工程师们一起分析数据、调整参数,「做芯片是个慢功夫,急不来。」
他的耐心和坚持,感染了整个团队。
工程师们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攻关,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周末也不休息。
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地优化,一个工艺一个工艺地完善。
2017年,新昇半导体终于实现量产,第一批产品成功销售!
那一天,张汝京站在发货区,看着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硅片被装上物流车,眼中闪着泪光。
从立项到量产,整整三年。
300mm大硅片,中国终于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!
但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继续带领新昇半导体走向更大辉煌时,2017年底,69岁的张汝京再次宣布离开。
「300mm硅晶圆本来就是帮国家做的,现在技术突破了,团队成熟了,我该去做下一件事了。」他在告别会上平静地说。
下一件事是什么?
所有人都很好奇。
因为他们知道,这个老人手里,还有一张更大的牌要打。
06 第三张王牌:模式革命
2018年5月18日,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生态园。
70岁的张汝京站在芯恩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开工仪式现场,面对几百位来宾,他说出了一个陌生的词:
「CIDM——协同式集成电路制造。」
「这是什么模式?」台下有人窃窃私语。
「简单来说,就是让设计公司、制造公司、设备公司、材料公司联合起来,共享资源、共担风险、共享收益。」张汝京耐心解释道。
他在大屏幕上展示了一张对比图:
传统Fabless模式(无厂模式):设计公司只做设计,生产外包给代工厂,但完全没有制造话语权,工艺优化效率低。
传统IDM模式(垂直整合):企业从设计到制造全包,但投资巨大,一座先进制程厂要上百亿美元,中小企业根本玩不起。
CIDM模式(协同制造):多家设计公司联合投资建厂,共享产能,设计和制造团队在同一屋檐下工作,紧密协同。
「为什么要创造这种模式?」张汝京停顿了一下,目光扫过台下,「因为这才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。」
他详细解释:
「中国有几千家芯片设计公司,但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,他们有好的设计,却找不到稳定的产能,受制于大型代工厂。」
「而中国的芯片制造企业,在最先进制程上确实落后台积电、三星很多代。但在模拟芯片、功率器件、射频芯片等特色工艺领域,制程不是最关键的,工艺积累和设计优化才是核心竞争力。」
「CIDM模式,恰恰能让设计和制造深度协同,在特色工艺领域实现突破。」
台下的企业代表们眼睛亮了。
对于那些苦于没有产能、受制于代工厂的中小芯片公司来说,这简直是一条生路。
「具体怎么操作呢?」有人举手提问。
「比如有十家芯片设计公司,每家都需要8英寸的成熟工艺产能。」张汝京举例,「那么这十家公司可以联合投资,建一座CIDM工厂,按产能需求占股。工厂优先保证股东公司的生产需求,同时也对外接单。」
「更重要的是,设计工程师可以直接到工厂参与工艺开发,制造工程师也能第一时间了解设计需求,快速迭代优化。」
「这种效率,是传统Fabless模式无法比拟的。」
芯恩项目总投资150亿元,目标是建设8英寸和12英寸生产线,主攻模拟芯片、功率器件、MEMS传感器等特色工艺产品。
「为什么选择特色工艺?」有记者追问。
张汝京笑了:「因为在这个领域,我们有机会弯道超车。」
「在最先进的逻辑芯片制程上,我们确实落后台积电很多代,追赶很难。但在特色工艺领域,日本、欧洲的很多企业反而更有优势,因为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工艺诀窍。」
「中国如果能在特色工艺上站稳脚跟,就能占据全球50%以上的芯片市场,因为特色工艺芯片的市场份额就是这么大。」
接下来的三年,芯恩团队夜以继日推进项目。
2021年8月,芯恩8英寸厂项目投片成功!
中国终于有了第一家真正的CIDM模式芯片制造企业。
而这个时机,选得恰到好处。
2020年下半年开始,全球芯片短缺危机爆发,汽车芯片供应严重不足,大量车企停产。
而汽车芯片主要采用的,正是8英寸成熟工艺和40nm/28nm的12英寸工艺——正是芯恩的目标市场!
「张博士对产业趋势的判断,总是提前好几年。」芯恩的一位高管感叹道。
2022年5月,就在芯恩8英寸产线稳定运行、项目走上正轨之际,74岁的张汝京再次宣布离开。
这一次,他加入了上海积塔半导体,专攻汽车电子芯片和IGBT功率器件。
很多人不理解:「为什么总是在项目刚成功时就走?」
张汝京的回答很简单:「我不是来当企业家的,我是来填补产业空白的。哪里有短板,我就去哪里。」
07 无声的战场
张汝京的三次创业,表面上是商业故事,实质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
这场战争的对手,不仅是台积电、不仅是国际芯片巨头,更是那些试图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力量。
2003年到2009年,台积电对中芯国际的两次诉讼,表面是专利纠纷,实质是对中国大陆芯片制造能力的战略打压。
一位曾参与案件的美国律师后来透露:「台积电的策略非常清晰——不是要把中芯国际彻底打死,而是要通过持续诉讼,消耗它的资金、精力和市场信心,拖慢发展速度。」
「每当中芯国际融资时就起诉,每当技术突破时就指控侵权。」这位律师摇头,「这种精准狙击,比一次性击倒更狠。」
而在大硅片和CIDM项目上,张汝京遭遇的阻力更加隐蔽。
设备供应商的刁难、技术转让的障碍、人才的挖墙脚,各种手段层出不穷。
但更深层的博弈,发生在产业标准和供应链控制上。
2018年,中兴通讯被美国制裁,一夜之间失去芯片供应。
2019年,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,台积电被迫停止为其代工7nm以下芯片。
这两次事件,让所有人看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:在全球化的芯片产业链中,如果关键环节受制于人,再强大的设计能力也会被瞬间掐断。
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CIDM。」张汝京在一次内部交流会上说,「中国有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,有最完整的电子产业链,但芯片自给率长期只有10%左右,这太危险了。」
「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做到最先进,但我们必须确保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。」
「制造、材料、模式,这三个环节解决了,中国芯片产业就有了基本盘。」
这就是张汝京的战略眼光。
他不贪多,不求全,但每一步都落在关键位置上。
中芯国际,解决了制造从0到1的问题,培养了一代芯片制造人才。
新昇半导体,解决了300mm大硅片从0到1的问题,打破了国际垄断。
芯恩半导体,探索了CIDM模式从0到1的问题,为中小企业找到了一条新路。
这三步棋,都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。
而这盘棋的对手,是整个国际芯片产业的既得利益格局。
2023年,台积电再次在美国起诉中芯国际,指控侵犯三项专利。
但这一次,中芯国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资金紧张、技术受制于人的初创企业了。
它已经成长为中国大陆最大的芯片代工厂,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达到17.7%,培养了一批批走向其他企业的技术骨干。
「中芯国际是中国芯片产业的黄埔军校,张汝京是这个行业的教父。」这句话,早已成为共识。
而新昇半导体,在张汝京离开后继续发展,2024年产能将达到60万片/月,成为国内最大的300mm硅片供应商。
芯恩半导体的CIDM模式,开始被越来越多企业效仿,全国有十几个类似项目启动。
这三张牌,已经深深扎根在中国芯片产业的土壤里,开始开花结果。
08 永不停歇的老兵
2024年秋,上海积塔半导体临港厂区。
76岁的张汝京正在给新员工上培训课。
他的头发全白了,背也有些驼,但眼神依然明亮,讲起技术来依然滔滔不绝。
「做芯片,最重要的是什么?」他问台下的年轻人。
「技术?」有人答。
「资金?」有人说。
张汝京摇摇头,笑了:「是耐心。」
「芯片产业是一场马拉松,不是百米冲刺。」他的声音不大,但很有力量,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跑不到终点,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往前跑,总有一天中国芯片会跑到世界前列。」
课后,一位年轻工程师问他:「张博士,您后悔吗?如果当年留在台积电,现在可能是亿万富翁了。」
这个问题,张汝京被问过无数次。
他每次的回答都一样:「不后悔。」
「我父亲曾经问我,什么时候回大陆建厂。」张汝京的眼中有些湿润,「这个问题,我用了一生去回答。」
「如果说有什么遗憾,那就是时间不够,还有太多事情没做完。」
他顿了顿,又笑了:「但我相信,你们会比我做得更好。」
2025年初,中芯国际宣布14nm工艺实现规模量产,7nm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新昇半导体的300mm硅片通过多家国际一流企业认证,开始大规模出口。
芯恩半导体的CIDM模式被写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,成为重点推广方向。
在这些成就的背后,都有一个名字在闪耀——张汝京。
他从未担任过政府要职,从未获得过国家最高奖项,在大众层面的知名度远不如一些互联网企业家。
但在中国芯片产业的历史上,他的地位无人能够撼动。
因为他用三次创业,三次精准地击中了中国芯片产业的命门,为整个行业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。
更重要的是,他用自己的行动,诠释了什么叫做产业报国,什么叫做工匠精神,什么叫做永不放弃。
「大陆缺什么,我就去做什么。」
这句话,已经成为一代中国芯片人的精神坐标。
2025年春天,北京,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论坛。
台上演讲的是一位年轻的创业者,他的芯片公司刚刚研发出一款突破性产品。
「我能站在这里,要感谢一个人——张汝京博士。」他说,「2006年我大学毕业,加入了中芯国际,张博士跟我说过一句话,我一直记着:'你们这些年轻人,就是中国芯片的未来。'」
「今天,我们的芯片虽然还不是全球最先进的,但已经能在很多领域替代进口。这就是进步。」
「而这一切的起点,是张博士在2000年,带着几百个人,在上海张江那片荒地上打下的第一根桩。」
台下响起长时间的掌声。
观众席上坐着几十位中国芯片产业的领军人物,他们中的很多人,都曾在张汝京麾下工作过。
傍晚,一位资深记者来到上海张江,站在中芯国际总部大楼前。
二十五年前,这里还是一片农田。
如今,这里已经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核心地带,聚集了数百家企业,形成了完整的生态。
而这一切,都始于那个52岁的工程师,带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,在这片土地上的第一声开工号令。
夜幕降临,中芯国际的厂房里依然灯火通明,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。
没有人知道,张汝京此刻在哪里,在做什么。
但所有人都知道,只要中国芯片产业还有短板,这位老人就不会停下脚步。
他的名字,已经和中国芯的崛起之路,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参考资料与文献引用
本文基于以下公开资料和权威报道进行艺术创作:
张汝京生平及创业历程:维基百科、百度百科、智东西、电子工程专辑相关报道
中芯国际发展史:知乎专栏《八一八中芯国际的前世今生》、澎湃新闻专访系列
台积电专利诉讼案:华夏经纬网《"半导体教父"张汝京:三次创业与中国"芯"愿》、IPRDaily法律分析
新昇半导体300mm硅片项目:南京晶能半导体、与非网、智东西相关专题报道
芯恩半导体CIDM模式:经济观察网《"中国芯"智造人张汝京》、腾讯新闻深度报道
中国芯片产业发展: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公开资料、OFweek半导体照明网行业分析
本文遵循《历史秘闻创作专家提示词V3.7》创作规范,在80%真实历史事实基础上,进行20%合理的细节艺术化处理,力求真实还原张汝京三次创业击中中国芯片命门的历史意义。
